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职业革命家、共和国的缔造者，鲜为人知的是他在青年时期还在家乡倡导创办了一所学校——新群学校（现湘潭市立第二中学）。纵观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诞生与发展，无不凝聚着毛泽东的关怀与希望。

（新群学校创办人之一青年毛泽东）

烽火连绵岁月，在抗日救国的呐喊声与杀敌声中，除了一批批的青年与导师们冲出沦陷区，去建造战火纷飞下的另一座校园之外，还在沦陷国土坚持艰难办学，有一股隐忍强劲的大潮在集结行动。一路辗转迁徙后落脚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秋瑾故居的新群学校，在战火纷飞下响彻九郎山的朗朗读书声，与抗战时期接纳了多所著名高等学府的长沙相比，也毫不逊色。

（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秋瑾故居）

这是一部湖湘儿女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用文化的武器进行拼搏的历史，里面的人、学校、思想、言行、著作同样都闪耀出迷人的风采与巨大的光芒。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秋瑾故居，被当地人称为“抗战教育圣地”，因为它是当年新群学校湖湘学子在沦陷区的栖息之地，是湖湘文化传薪续火之地。

说起王家大屋“槐庭”往事，不由得想说出一番话来：本来读书需要安静，可是“槐庭”往事里的“新群学校”在战争环境里，书却读得那么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运动也轰轰烈烈。一起听一听那烽火岁月中的朗朗书声……

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

“五四”运动促使一批湖湘大地先进青年开始更深入的思索，他们下功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倡导新文化。在这批进步青年中，毛泽东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青年毛泽东以伟人眼力与气魄，抓住民族振兴之根本——教育。他认为要改变中国之禁锢闭塞之风气，教育必须先行，他主张对学校以至整个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在促进家乡湘潭教育之发展，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浓墨重彩、耀眼夺目的一页。

1920年7月上旬，毛泽东已经肩负着筹建组织的重任，风尘仆仆地从上海回到家乡湖南长沙。历经北京、上海之行的“求取真经”“藏器于身”的毛泽东正摩拳擦掌，准备在家乡大干一场。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的领导下蓬勃开展。同年9月，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同时，为了改变家乡教育的落后状况，与长沙《大公报》经理、湘潭籍人士朱矫，新民学会会员吴毓珍等人商议，决定联络旅省湘潭籍人士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促进湘潭教育之发展。

1920年7月27日，湘潭教育促进会在省教育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35人。会上，通过了湘潭教育促进会章程，选举毛泽东、龙彝被选为“促进会”文牍干事，吴毓珍为总务干事，朱矫为庶务干事，戴星炳、宋焕达、马文义、黄泽霈为交际干事，并向省府呈报备案。并讨论通过了《湘潭教育促进会简章》，简章明确以促进湘潭教育为宗旨。第一次干事会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宣言》。毛泽东起草的《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于8月3日、4日在《湖南大公报》上公开发表。他在宣言指出：“吾邑办学将及二十年。光宣之际，成绩颇佳，民国初元，进步尤速，虽内容未臻完备，但亦粗具规模，近年欧潮东进，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臂奋振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独吾邑教育，既不能应时势之需要，力谋刷新，复不能本固有之精神，维持原状。校所停闭及半，青年皆向学无门；学款年有增加，黄金掷虚。推原根本，皆由主持教育者，不察世界潮流，不知自身缺陷，无责任之观念振奋之精神，有以致之也。”

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后，对促进湘潭教育的有关问题作了广泛的研讨。争取到派代表参加县教育行政会议的权利，很多建议经过教育行政会议讨论得以通过施行。在促进会推动下，湘潭教育会于次年6月组织旅省参观团，全县教师分三批赴长沙各先进学校观摩学习。到1921年5月，会员发展到60多人。促进会对湘潭的教育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这个组织宣传了新思想，为以后党在湘潭领导革命活动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湘潭教育促进会的活动，不仅促进了湘潭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人们的思想解放，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株洲、湘潭两地的传播。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在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的过程中，深受教育之感奋和启迪，以其鸿鹄之志，本着强国雪耻之宏愿，积极谋求国家与民族之自强复兴，着眼于教育救国之根本——办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大问题是“民智污塞，开通为难”，希望通过教育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

1920年7月，青年毛泽东在草拟《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时，这样写道：“若不急起直追，共谋补救，否则，愈趋愈下，势非陷全邑教育于破产状况不可。”见湘潭县仅有一所湘潭中学，远远适应不了青年求学的需求，他对家乡教育的落后面貌深感忧虑。于是，在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的第二年春节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湘潭籍学友，在毛泽东的倡议下，黄笃杰向省立一师毕业的湘潭籍学友发出邀请。

1921年5月10日，这群“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身体力行在昭潭书院聚集商议，以“教育救国”为宗旨，由毛泽东宫廷璋、黄笃杰、王洪伦、刘修丰、言志超、陶诗衡等人组成校董会，共同发起筹措一千银圆，立意创办新群学校。

1921年9月4日，在湘潭十四总莲花街吉安宾馆正式开学。学校初为小学，由宫廷璋任校长，学校事务全由黄笃杰等董事出面联络，喻秉诚任教务主任，聘请20多名教师，招收480余名学生。后为增加办学力量，加速学校发展，校董会广泛联络社会名流，成员逐渐增加喻秉诚、王洪波、蒋竹如、罗正谊、戴星炳、杨绵仲、王本善、樊伯滋、邱运清、廖镇楚，抗战时期，革命先驱秋瑾之子王沅德等35人为董事。

学校成立后的次月，毛泽东即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因忙于革命斗争，无暇顾及校务，后来，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虽风尘仆仆，事务繁杂，但仍然关心新群学校，几次询问学校情况于黄笃杰、王洪伦、喻秉诚、陶叔瑜先生。1949年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还电邀陶叔瑜到华北革命大学任教。这是后话。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在这两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钊都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和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过一段一起共事的经历和密切交往，正是由于有了这段经历和后来长时间的密切交往，毛泽东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革命真谛， 于斯为盛

学校自创办的第一天起，就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株洲、湘潭两地人民进行革命活动的阵地，这完全符合这群年轻人的理想愿望。

虽然因当时处于国民党执政时期，毛泽东作为新群学校创办人之一，未能予以公开，发起人曾摄影留念，后因国共两党交恶，也使该照片没能保存。但是族谱是活的历史，真实地还原了原貌，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曾是新群学校创办人之一。王洪伦一直追随毛泽东闹革命，大革命时，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曾睡在一张床上，请教革命真谛，给了洪伦以莫大教诲。1896年12月初六出生于湘潭县排头乡大粟山霞瓦屋的王洪伦是创办人之一。在《湘潭市留田王氏族谱》记载“洪伦1916年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并与毛泽东、黄笃杰等创办新群学校。1922年受聘于留田王氏储英小学。1926年担任民国时期湘潭县第一任教育局长。”以上著书记录，毛泽东主席确实是新群学校创办人之一。

（新群学校创办人之一王洪伦）

王洪伦是一个满怀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毛泽东、罗学瓒、彭公达、杨昭植等共产党人，让思想豁然开朗的他认识到“当时之中国，不下猛药难以见功效”。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湘潭文庙闭锁千年的大成门在“吱哑吱哑”的门轴转动声中，清晰地显露出青年的身形时，雷鸣般的欢呼声顿时响彻了整个文庙的上空。这一幕发生在1926年的秋天。这个青年就是湘潭县第一任教育局长王洪伦，他对湘潭的教育现状进行的系列改革，使这个时期湘潭县拥有了两所中学，十所高小，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各区有公私立小学多所，女子职业学校一所。而文庙大成殿的大成门便是在这种情境下被他打开的，其目的不过是“方便学生出入”而已。

据资料显示，1927年5月下旬，王洪伦和柳直荀组织领导部署十万湖南工农义勇军攻打长沙。之后，洪伦躲过国民党追杀来到延安。解放后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深受师生爱戴，1954年逝世后葬于学院院内”据说这是中国唯一一个葬于学院内的院长。湘潭出了个名叫王洪伦“湘潭状元”的热血故事，至今仍传颂于街谈巷议之中。

乘风破浪， 传薪续火

新群学校毕业证书上盖的是校长宫廷璋的印章，宫廷璋是创办人之一，在新群学友刘果毅记忆中，宫廷璋是一位银行家，他只是个挂名校长，一次也没有来过学校，学生不认识其人。

（新群学校创办人之一黄笃杰）

1933年黄笃杰接任新群学校校长，学校进一步扩建校舍，增加班次。在学友刘果毅记忆中，“校长黄笃杰，是创办人之一，时任湘潭县教育局长，公务比较繁忙，社会活动也多，一个学年也难来学校二三次，但他为发展新群中学、办好新群学校，动员秋瑾烈士儿子王沅德捐出田产、房屋，聘王沅德为学校董事，工作出色，全校师生交口称赞。”据资料显示，黄笃杰， 1892年生于湘覃县马家河新塘冲(现属株洲)。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曾经担任过湘潭县立高小校长、湘潭县视学员，湘潭县第一区区长、湘潭县教育局长、武冈县县长等职。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起，黄笃杰先后两度担任县教育局长，致力师资培训，整顿教育产款，增办平民学校，使县内穷乡僻壤遍设小学。

学校国文教员蒋竹如是新民学会首批会员，与毛泽东交情较深，并有多封信扎来往，毛泽东《致周世钊》信中几次向竹如师问候。这位让刘果毅记忆犹新竹如师，常穿一件蓝布长衣，走进课堂，面带笑容，开口第一句话“可喜年年拿粉笔，为中华造就好儿郎”，说话风趣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刘果毅意外的是平时温文尔雅的蒋竹如教员竟脸红气粗的为学生仗义执言，向县上委员据理力争“学生有什么家庭财产，求学费用全赖父母供给，没有自主能力何来财产？他家庭即使有，不是学生能掌握的，不应该填。”来人坚持要按表如实填写。多年后刘果毅有幸见到竹如师，他才明白竹如师是在暗中保护学生。让他深感欣慰的是竹如师还记得他在读三年一期时，和班上挚友李桑炽(即今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王偕智办的壁报让师生们津津乐道。

风雨磐石 ，教育救国

1930年秋，学校以一万银洋半买半送，从湘潭巨商龙汉侯（董事）从处购得十四总见龙街莼香园作为固定校址。新群学校成立10年后，也就是1931年得以迁入莼香园。莼香园以前是清代湘潭一位富翁的私家花园。两亩大充满生气的绿色花园被一座丁字形的两层楼拥抱着，倚栏眺望，莼香园尽收眼底。学友刘果毅回忆，学校北端池塘的西面由一排古老的香樟参天耸立，枝枝覆盖，叶叶交通几乎遮住了半边池塘。每到春天，无数的灰鹳成群结队地飞来了。它们在树筑巢安家。大大小小的灰鹳时而高翔，时而停歇，时而蹦跳嬉戏，亲密无间，热闹非常。

（新群学校创办人之一陶淑瑜）

学校开办之初，教员工资均无保障，刘修娣等历届校长虽尽心校务，但经费持据，办学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李寿冈老师回忆，开办之初，发起人兼任教员只拿生活费，艰苦创业精神难能可贵。

学校创办时，因无固定校舍，几度迁徙，最先在十四总莲花街租赁吉安宾馆为校舍，设初级复式班一班，即一间教室，容纳不同的年级同时授课，后在十四总绿竹街。一年后，学校搬入十八总福建会馆，增设为三个班。1925年增设高小，开始招收高年级。1927年秋，因校舍狭小迁至十二总后街陶公祠，复因陶公祠傍湖，涨水季节学生出入不便。1930年秋，新群学校才有定址，迁至十四总后街黄龙巷莼香园，增办幼稚园。

抗战期间1937年学校整体迁至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改名新群学校，增办初中，幼稚园曾停办，兴办一所免收学杂书籍费的民众小学，教附近村民识字，同年花费万余元建成“新群体育馆”（其中募捐四千余元），成为湘潭唯一建有体育馆的学校。1938年小学部扩充到5个班学生增至180人，同年秋开办初中。1939年，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增办高中于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原址莼香园惨遭日寇破坏，经及时修葺渐复旧观；1948年，高中部迁回莼香园；1950年，学校由人民政府接管；1955年，改为湘潭市第二中学至今。

值得称赞的是，学校治学有方多聘请名师任教，教学质量较高。许多有名望的人也将至学校读书。如侯家源、杜聿明的子女都曾在新群读过书。杜聿明的大女儿杨振宁的原配夫人民国顶级名媛——杜致礼，在株洲清水塘故居度过了她美好的少女时光。

倭烟四起，救亡图存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事。之后，华北沦陷、南京沦陷、上海沦陷、武汉沦陷……

狼烟四起，民族危殆。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呐喊声与杀敌声中，有一种深沉而强劲的声音一直在响起，那就是以传承文化和培养人才为主业的中国教育的声音。危亡之际，即使身陷他乡，颠沛流离中，新群学校师生和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驻足“时艰尤需办校、国难更重储才”，教育抗战，以笔为枪救亡图存。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1937年底，新群学校搬迁到株洲清水塘大冲—秋瑾故居，学校广大师生勇敢地走出象牙塔，为抗战疾呼。砥砺之中，笔吐锋芒，“弦诵不绝”以报国。他们通过募捐财物、游行示威、文艺演出、参军入伍等多种方式，支援前线抗战，助推救亡热潮，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主持教学的符石安是中共湘潭地下党文教支部的负责人，他利用在校任职的特殊地位，不断向学生灌输革命进步思想，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说起秋瑾烈士之孙王孝敏，当地人李爷爷赞口不绝，他年岁大了，眼下的事都记不得了，但当时的情形却历历在目。老人回忆， 1937年7月底，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当时学生们条件极其艰苦，但是秋瑾的孙子王孝敏组织成立新群学校进步学生宣传队传唱《八百壮士歌》，学生每天早上到株洲、湘潭等地要道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振臂高呼“中华民族危急!”“工人起来，走上抗日前线!”“商人起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唤醒民众，鼓舞民众。

1937年9月初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党员吕振羽由北平辗转回湘积极发动湖南学子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吕振羽为培养抗战人才，1938年9月15日创办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至1939年4月20日被国民党封闭，历时7个多月，招生两期，先后有250名青年来院学习，被誉为“南方的抗大”。

这群进步学生积极响应吕振羽号召下乡宣传抗战，办了墙报，宣传抗战的要闻以及大量战地故事等。学生们不买卖日货、坐日船，还“一人一元”运动，购买 “湘学号”飞机支援前线。募款劳军，他们手执小旗，胸佩黄色征募证，散发告各界同胞书，挨户进行劝募。学校全体师生于4、5、6三日，每日节食一餐，以所省之费慰劳前方将士。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抗日的一切力量作出了努力。据资料显示，王孝敏先在新群上小学，后来因其为秋瑾烈士后裔保送新群中学就读，抗战时期在学生会担任宣传部长。

新群学校排除万难，以“于艰苦中谋恢复，于安定中求团结”的办学方针，坚持在烽火连天的战时正常办学。“不收学费，而且提供食宿。”当时在株洲清水塘这样的穷乡僻壤确是极一时之盛。“虽然条件如此简陋，但学校还增办不收学杂书籍费的平民小学，让孩子们心向往之……”学友易奶奶，见证了新群学校在“槐庭”办学艰辛与变化，老人家那质朴、亲切的点滴回忆让听众动容，热泪盈眶。

让这位易奶奶津津乐道的是王本善教员，在老人的记忆中，王本善善言辞，讲时慷慨激动，手舞足蹈，给人印象深刻。他是文书兼抄字员，除了抄抄写写，就是每周讲一次政治课，对一周国内外大事作一个概述。还有个黄传信的教化学的教员，学校走廊里、厕所里，什么“黄饭桶快滚蛋”等粉笔写的字，但他的学问其实还是不错的。后来校长黄笃杰半夜密查出写标语的学生是位初三即将毕业的学生，原来这位学生化学从未及格……有趣的是后来这师生两个，一起投笔从戎去了抗日战场。

抗日战火越烧越旺，战时下的办学，更是道不尽个中艰难。一面是炮声隆隆，一面是琅琅书声。在日军铁蹄践踏国土的耻辱之时，在迁徙中得以落脚的新群学校，从民族复兴的远虑出发，决心放眼神州培国本，毅然坚持战时兴学。在众多贫寒学子求学无门濒于失学境地情况，不仅收容了失学失业青少年，还为他们在烽火岁月中摆下一张“宁静的书桌”。这种境况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感觉学习来之不易。

在新群学友的回忆录中记载这样一段话：“我看到了新群学校的招生广告，得知学校即原来在日本鬼子眼皮子底下艰难办学的新群学校，便欣然前往报考，并顺利地被录取就读。在学校听到同学们谈论的话题，就是学校的办学精神。同学们对学校艰苦创业的情况知道得十分清楚。“为了避开日寇的骚扰，师生们患难与共，有时竟在树林中上课。”这很使我和新来的同学们深受感动，无不肃然起敬。彼时在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秋瑾故居，无论清晨，还是黄昏，都能在田间、地头、溪畔……看到勤奋读书的学生。战火中，新群学子们勤奋学习的画面更是令人触动，令人难忘。

当时新群学校有校歌，每当师生集会时必齐声高唱。校歌雄浑豪放，唱起来时激励向上之情油然而生。记得歌词的原文是：“新、新、新，二十世纪之文明；群、群、群，大家努力奋前程……。”这首校歌词，据说是毛泽东撰写的，从中可见青年毛泽东的办学思想的一斑。在战火纷飞之时，新群学校不但坚持在战时不停课，而且还将小学部扩充到16个班，接收本地及外地战时失学学生免费就读，学生增至1180人。

烽火连绵 ， 弦歌不辍

沿着这所私立“新群学校”当年校址数易的迁徙流亡足迹……一路来到抗日战火越烧越旺时期，再迁最后一站株洲秋瑾故居。这里被当地人称为“抗战教育圣地”的王家大屋，因为它是当年新群学校师生战时的栖息之地。

（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秋瑾故居）

1937年底，为了躲避日寇对株洲、湘潭狂轰滥炸，学校迁入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槐庭”秋瑾故居。流亡路上的艰辛困苦，穿越封锁线时的惊险紧张，走投无路时的茫然无助，都被到秋瑾故居后发出的那些朗朗书声所取代。教室的拥挤、危楼的摇晃，已经没有人再计较了，比起那些因战争而失学、失业的同胞，他们无疑是一批幸运儿。

1941年，袁文赋插班读初二，小两岁的汪云裳读初一。说起清水塘秋瑾故居，95岁的袁文赋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对他来说，秋瑾故居曾经就是他们的母校——新群中学所在地，“这里是学校大门，门似乎要大些……”“大门的正对面就是政教处，那里面老师盯得紧，我们想出去玩，出不去咧。”

学校规定学生每天早上起床时，必须把铺盖捆扎好，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带着课本、背着铺盖跑到野外躲藏，而耽误的课程则由老师在晚间补上。学生刻苦读书，教师也潜心学术。袁文赋老人回忆说：“在清水塘秋瑾故居时的新群学校，还有手工品的陈列馆，共有4层，是从同学们手工作品中选出来做工好的，摆放在这里。那时，手刻印章、竹制笔筒、纸船都是同学们擅长做的手工作品……”旁边的几间房子，老人又激动起来，“就是一排的那种，右边最里面那间就是我的教室。”

“以前接受的是旧式教育，在这里接受了新式教育，所以对我一生影响特别深远。”袁文赋老人说，80多年前在王家大屋秋瑾故居读书的场景涌上心头，每一个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真切。“那时吃的是糙米、小菜，点的是桐油灯，床铺上臭虫成群，也没有什么文娱活动，但大家过得很愉快。物质条件虽极为艰苦，但是老师认真教学，学生勤奋读书都很认真，从无旷课、迟到的现象。每次全省初中毕业会考或全县中学生运动大会，学校总是名列前茅。”

汪云裳老人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他从1941年到1944年，在这所学校学校读了三年初中，当时学校由于湘潭城里的校舍被日寇炸毁，随同学校搬到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槐庭”继续上课。在老人的印象中，迁到秋瑾故居学生在学习方面也是极为认真的。他们的课桌是从湘潭老校区运来的，没有床，学生睡在楼板上，但每人的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晚上十点睡觉铃一响，就洗漱睡觉，没有人讲话。清晨五点半“起床号”一响就起床集合早操，然后读语文或英语。每天，七点半早餐，八点上课，午饭后休息，下午二时上课，尔后课外活动，晚上再自习两小时，这就是一天的学习生活。

回忆到这，汪云裳老人的脸上浮现出少有的笑容，老人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学校训导主任陶叔瑜是一个大肚子，人未见到就看见他的大肚子。为人慈祥、和善、可亲、从不骂人，他本来工作是监督学生思想、品德，但他从不亏待学生、宽枉别人，对学生加倍关怀。讲到喻秉诚校长，他先是学校教导主任，后任的校长，老人回忆说，他的记忆特别好，每一个学生只要见一次面就能记下来你的名字，他的字写得特别工整，又快又好，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工作了四十年。

喻秉诚先是学校教务主任，校政实际上由他主持，什么都管，学校大小事都要过问和处理，上至大政方针、办学方向、教员选聘、课程设置、教学活动、财务收支，下至学生生活安排，成天忙得不亦乐乎。公认是学校的当家人、主事，深为学生敬仰。同学很喜欢听秉诚师讲地理，他总是将中国地图手绘到黑板上，用一只大公鸡形容中国，日本是一只小虫，随时都可被公鸡吃掉，生动形象的比喻让同学们入耳入心。战火纷争的年代，总有那么一群人手捧万卷书簿，源源不断的靠着知识，为自己的祖国贡献着无穷的力量。

在袁文赋老人的回忆中，“教务主任喻秉诚，那是呕心沥血，什么都管。每周全校六个班级每班历史、地理课各二小时都归他教，经常结合课文进行品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既教学，又育人。”而在汪云裳老人的回忆中，当时师生住的条件很差，较为分散，他甚至去宿舍查铺，查铺时轻手轻脚，为学生盖被。少数学生在寝室里打象棋牌，他发现后立即制止，轻言细语批评，不允许学生有违反校规行为，同学们既敬他，又怕他。”

“那时候缺吃少穿，战火纷飞，逃难到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的老师和学生们，还得在日本人飞机轰炸的威胁下刻苦读书，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袁文赋老人最后说。午后的阳光越过窗帘，暖洋洋地洒在老人身上，饱经沧桑的脸上写满了慈祥。

据资料显示，学校迁至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期间虽时局动荡，烽火连绵，但学校凭者坚韧的办学精神，经多方筹措经费，筹划经营，广泛争取社会力量支持，学校不断得到发展壮大。解放前，新群学校拥有莼香园、大冲两处校舍，校产水田1230亩，校教具可供一干多人之用。学校“中学部12个班，小学部扩充到16个班，同年秋开办初中，学生总数达1500名，教室29间”，成为一所由幼稚园到高中，全县规模最大、学生人数最多、设备比较齐全的学校。

芝兰芳香 ， 立学为民

当抗日的烽火点燃时，湘江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艰苦卓绝的迁徙，崇山峻岭里扎根，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的二郎山、九郎山、昭山连绵起伏的莽莽群山天然屏障间，朗朗读书声，响彻湖湘大地。朗朗书声回荡。

“听说这房子是秋瑾故居，就特别留意，结果发现了好多神秘的地方，比如这青砖墙就特别厚，墙中间还夹着一层黄土，这有什么作用？还有不论下多大的雨，天井基本不会存水，神奇的是，这水并未流到前面的池塘里，到底流到哪里去了？”原湖南农学院院长康春林老人，也在曾位于秋瑾故居的新群中学读过书，对在株洲秋瑾故居那段求学经历，康老记忆犹新。“当时，那里的环境特别好，非常适合读书。”康春林回忆。康春林老人从新群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新群中学初10班。

（秋瑾）

现在谈起自己的母校，康老满是骄傲，毛泽东为这所学校创办人之一。在株洲清水塘大冲，“当时，校舍前坪有两棵大桂花树，校门前翠柏成行。校园里还有红枣树、鸡爪树、皂果树。还有秋瑾从江浙那边移植来的琵琶树。”康春林度过了他近4年的中学生涯。因为学校是在秋瑾故居，包括康春林在内的新群中学学生学习异常努力，爱国情怀也较浓烈。“当时，我们都知道是在秋瑾的家里读书，也知道她是革命烈士，常想起她忧国忧民情怀，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感叹。”康春林说，“栽在大屋天井内的那颗玉兰树，还是秋瑾从日本带回国的。”

“王家大屋，楼台亭阁，小桥流水，飞檐画栋，非常壮观，前有池塘，进门一排长约30余米的石板路，两边高大的一排排的青松，分外好看，清风徐来，沁人心扉，在这个地方读书，真是一个十分安静的好地方。”学友黎泽重回忆起学校搬来时的情形不无感慨的道：“秋瑾故居大门朝里看，有栋两层的楼，中间是木板道连接，左右两边有带扶手的木楼梯可以上去，楼上左右两边各一间房，整个大门都是木头做的。听当地的老人说秋瑾很喜欢这个大门，两边的房间都有窗户，秋瑾和她丈夫经常站在房间的窗户边眺望窗外。门外的池塘也是秋瑾家的，我常到这口塘里摸螺蛳。”

值得一提的是，学友黎泽重“惊喜的同一”邮票架起海峡两岸交流之桥梁。学友台胞海军航长蒋玉泉每年回来，这群新群学子必回母校。他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槐庭”，师生们在“晴空啸警笛，奔走不遑驻”的寇机威胁下，在“纸窗灯火微如豆，板屋规模小似舟”的艰难困苦中，夜以继日地读书著述，乐英才而教育，即使避敌机入防空洞，仍手不释卷。蕴含着炎黄子孙深沉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怀，是多长的岁月都无法抹去的。尽管那段战争岁月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阳光依旧，江水依旧，只是不见当年的风云激荡，但对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他们而言，已经镌刻成了人生的一部分。

新群学校创办三十一年，凡毕业学生初小45个班、高小60个班、初中21个班、高中5个班。在这里，新群学校在秋瑾故居坚持办学十一年，并收容东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湖北等省份撤出的学生和湖南的本地生就读，学校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精英人才，为新中国各个领域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著名农学家康春林，著名画家李立，著名教育家黄守傅与李寿冈，著名冶金专家龙林，著名医学专家雷永仲，著名护理学专家李纯，原株洲市政协副主席、革命烈士罗学瓒的儿子罗立洲，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海峡两岸民间集邮交流会会长、美国集邮协会会员黎泽重，著名诗人、原湘潭市政协委员田翠竹，《湖南政协报》刘任之，长沙市优秀教师、《华侨日报》编辑文大昆，黄笃杰校长侄子《长沙晚报》、湘潭市志办编辑黄林石，还有诗书俱佳的长沙市诗协会员秋瑾之孙王孝敏等群英。现在台湾的新群校友袁桂生、蒋玉泉、汪云裳、胡冬阳、马炳烈、陈仲陶。

九 、 传薪续火 ，治学报国

历史的尘烟，掩盖不住时代的风雨，历史的画卷，埋藏不住时代的峥嵘。毛泽东亲手创办的新群学校虽几经变迁，学校却仍传薪续火，涵容积蓄，开拓创新，秉承文化育人内涵，滋养精神，名字虽变，但师生们爱国、勤奋、好学的精神却一直在传承。

烽火硝烟弥漫源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中扬起的铿锵之花，是在血与火中成长的，学校师生身负国耻，心怀国家，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对侵略者的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师生们在这种爱与恨的交织中埋头学业，期望立学为民，治学报国，情感何其赤诚、何其热烈，得以继承秋瑾最好的精神遗产之一，这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的学子都无法真正体悟的。

本来，读书和治学都需要安静的氛围，可是在当时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里，新群学校的学子们书却读的那么棒，先生们的学问却做的那么好，最终使得中国的学术薪火相传，存续不绝，并为国家未来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不得不令人赞叹与敬佩。

（秋瑾）

秋瑾故居，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槐庭”秋瑾故居，也是要铭记的历史。在烽火连天、民族危亡的关头，对背负着救亡图存、返乡建国的湖湘流亡学子们来讲，株洲清水塘“槐庭”无疑给予了他们的心灵以极大的安慰，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学友刘果毅的回忆中还有这样一段讲述，“早些年，我因为经常出差，所以到哪都会有买中国地图册的习惯，有意思的是每次看到株洲地图这页的简介，唯一的景点就只有秋瑾故居，从最早的50年代出版的到最新的90年代初出版的地图册基本上，都是这样……”

“时艰尤需办校、国难更重储才”。 说起王家大屋“槐庭”往事，不得不说到辛亥女杰，秋瑾烈士之子王沅德。王沅德走了一条和秋瑾截然不同的路。王沅德继承家业经商，但从来没有忘记母亲秋瑾的教导，他继承母亲秋瑾的遗愿。

秋瑾与其儿子王沅德（新群学校校董之一）

1934年新群学校增办幼稚园，因教室不敷应用，校舍难以为继。王沅德得知后，捐出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槐庭一部分，给新群学校开办新群小学部。1935年时，王沅德看到他从东北沦陷区及其他省逃难来湘的失业、失学青年很多，他就优先安排逃难来湘的失业青年到其开办的永安盐矿谋生，为使失学子早日复学，他把位于株洲清水塘大冲的家宅王家大屋“槐庭”捐出部分办学做校舍。

1939年，他再次把位于株洲清水塘大冲的家宅王家大屋“槐庭”（今建有秋瑾故居、新群中学校史馆）捐赠给新群学校做校舍，附近田地作为学校办学经费。据1977年10月台北出版的《湖南文献》记载：“1939年王沅德应时任昭阳乡乡长所求，将大冲别墅无条件赠与新群中学为校舍，只要求留一间设秋瑾堂，以追念母亲。”使得秋瑾的精神遗产之一得以延续。秋瑾女儿王灿芝在《秋瑾革命传》一书中，对株洲秋瑾故居是这样描述的“住百十来个人在里面，简直看不见”。

在槐庭，有了一种穿越般的幻觉，仿佛听到当年的学子、今天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说这里发生了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有了一种穿越般的幻觉，似乎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从“槐庭”里响起的上课号声；似乎看到了一群群来自白山黑水的孩子，像一簇簇的野杜鹃，在后山上、岩石旁、草丛中……无处不在地怒放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百年华诞， 筚路蓝缕

神州大地，红光普照，江山如画，美丽多娇。初夏之际，株洲清水塘大冲九郎山，一抹橘红丹霞，如彩练一般舞动苍穹，映得身后“槐庭”青砖灰墙的湘中庭院，如挺立在斑斓之中，游弋在水墨之间。前坪有两棵大桂花树，门前翠柏成行，园里还有红枣树、鸡爪树、皂果树 ，还有秋瑾从江浙那边移植来的琵琶树，从日本带回国栽在大屋天井内的那颗玉兰树，还有那凝聚着伟人毛泽东的关怀与希望……伴随着新群师生们度过了艰苦的岁月，越发显出新群师生蕴含的深沉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怀，这是多长的岁月都无法抹去的。

远山如黛，槐庭的天井一角，石臼里的一丛菖蒲，它不起眼，却葱青粗壮，独自散发着青春气息。暮春已过，它还要迎接炎夏，一直到寒冬，它是季节的自由使者。《神农本草经》说：菖蒲，补五脏，通九窍，明目。它是一味好药。这喻的是秋瑾吗？嗯，它就是秋瑾，五脏都强，九窍皆通，耳聪目明。秋瑾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当成医治国民觉醒的药引，药效显然巨大，且一直影响着后世数代。

（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秋瑾故居）

湖南株洲清水塘——秋瑾故居，山树掩映，耸立着的秋瑾，高挑凛然，对襟布衫，左手捏着书卷，右手食指伸点着前方，她抬眼四望，她心有所思。

秋瑾故居重建，用意也非常明确，槐庭芝兰芳香，不但传承着革命先驱者的使命与担当，亦是激励新时代青年爱国明志、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源泉。在爱国主义精神不可或缺的当下，槐庭秋瑾故居的红色文化传承无疑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随着百年光阴的流逝，时间的沙漏已经滴到了二十一世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渺然一瞬，但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却可能意味着开天辟地、沧海桑田般的河山巨变。一百年前的1921年7月，拨开世纪烟云的迷雾，在时间隧道的长廊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个高大、瘦峭的身影，游走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这个有着浑厚乡音、爽朗笑容和明亮眼神的青年，正在苦苦寻觅中华崛起的强国之路，用心谱写民族振兴的铿锵乐章……

在等待了百年后，今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迎来了新群学校（湘潭市立第二中学）百年庆典，感恩伟大祖国教育兴邦，学子芸芸！

行走在株洲清水塘王家大屋——秋瑾故居，耳畔总会传来早自习的铃声响起，朗朗的读书声传来，我们的思绪又会回到七十多年前那个遥远的冬天，仿佛又看到了，在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大时代里，那群打着背包，快步行走，歌声嘹亮，刚毅坚卓的少年……

（杨军 宁翔）

责编：颜青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