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走完了，但革命的路还长着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预示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党中央正在部署新的战斗任务，让会师后的各路红军，打一场“开门红”的歼灭战。
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我们去看地形。我们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十五军团的团以上指挥员先在张村释会合，然后骑马到一座山上去观察战场。山脚下有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镇，我们展开地图，知道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小镇就是直罗镇。
根据毛主席的部署，左权同志带着我们这些参谋长们转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大家现地标图，明确了战斗任务，各路指挥员举着望远镜，都不约而同地对直罗镇东边的一个小寨子多看了几眼。这个小寨子，有点像江西苏区的“土围子”，有可能被敌人利用。于是决定:战前派部队拆毁它。
部队里那些老兵，一看我们的行动，知道有大仗打了，真是磨拳擦掌，枕戈待旦。待机地域的各部驻地，不时飞出一阵阵《会师歌》:
南北红军大会合，
同心协力来救国。
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
一个万里长征打遍全中国..…
当时，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向关内推进，蚕食华北;而是孤注一掷，投入大量兵力向红军“围剿”。中央红军一到陕北，敌六十七军、五十七军便向富(娜)县一带合围，意欲在葫芦河与洛河之间与我军决战。
当时正值十一月中旬，陕北已近寒冬，河流结冰，天空飘起清雪。从江西苏区一直为我作警卫员的杨力同志，这时已是副连长了，却一直还穿着一身夹衣。尽管当地人民作出了大力支援，部队中仍有部分同志还没换上冬装，个别的甚至还穿着短褂。我设法给杨力搞了两块毡，小得可怜，只能一前一后，当作背心。杨力见我有些过意不去，便说:
“参谋长，你莫费心了。等打完五十七军，我们肯定能换装了。”
五十七军属东北军。士兵都装备有棉衣棉鞋、狗皮帽子，军官还有皮大衣。杨力的话，使我感到了红军官兵敢打必胜的决心。
敌先头部队五十七军(董英斌部)一O九师，果然如期进入直罗镇。他们在六架飞机掩护下，沿结了冰的洛河开进我军为他掘好的坟墓。这个师的师长姓牛，所以部队中响起一片“捉牛”的呼声。
十一月十三日，我军展开总攻。一军团由北向南，十五军团由南向北，把敌人包围在直罗镇三面环山、一边临水的山谷里。
战斗在拂晓打响。左权参谋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我告诉他敌人毫无准备，已经被打乱了营。他又问东北军与南方军阀的部队有什么不同的特点。由于我正在组织战斗，还没来得及归纳总结，便告诉他:
“特点就是—这些敌人在投降时，知道先用白毛巾向我们摆几下。南方的敌人很少有这样做的，跪地投降而已。”
左权参谋长笑起来:“好嘛，这说明东北军比南方敌军规范些，知道使用国际通用的信号。”
敌人的地面指挥体系被打乱，但天空飞来六架飞机助战，进行垂死挣扎。敌师长牛元峰躲进镇东北那座破寨子里，死守待援。我们于当天中午解决了谷地上的敌人。晚上又去攻那座土寨子。这座土寨事先已被我十五军团拆毁，残敌仓惶加以修复，在里面呼叫附近的敌一O六师前来营救。
这时已不可能有援兵来。牛元峰只好向黑水寺方向逃跑，但终于还是被活捉了。
直罗镇全歼一O九师，师长牛元峰以下官兵五千三百多名被俘，缴获各种枪枝、小炮、电台四千余件，子弹二十二万多发。大批被服落到我们手中。毛泽东同志在一方面军干部大会上对这次战斗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长征一完结，新的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行了一个奠基礼。”
敌一0九师覆没于直罗镇后，红一军团又冒雪奔袭太白镇，将敌一0六师一个团歼灭，其残余兵力仓惶逃遁。一0六师是敌人第二梯队，他们一逃跑，其他各部一发不可收拾，纷纷向合水一线退却。同时，敌东路军也放弃鄜县(今富县)。蒋介石发动的对陕北第三次“围剿”宣告破产。
但是，敌一一0师仍然占据甘泉。甘泉是延安南大门，为延(安)西(安)公路上的咽喉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回到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彭德怀同志留在前方，指挥各部箝制敌人。接着，我们奉命围攻甘泉。
我与杨得志同志组织部队向甘泉进发，部队由于新胜，士气很高，行军十分活跃。当时我与杨得志同志都换了新的坐骑，他是一匹白马，我是一匹青马，那马膘肥体壮，真像唐三彩的瓷马一样，背阔鬃长，臀部浑圆。陈赓同志便鼓动我们赛马。那时我们正当二十多岁，对这类活动很有兴趣，于是拍马奔驰，杨得志同志渐渐冲到了前头，引得部队阵阵喝彩。哪知正在兴头上，马前的草丛里突然窜出一只野兔，白马受惊，急停躲避，将杨得志同志抛下马来，他当时竟昏了过去。
我急出了一身汗，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警卫人员赶上来，将他抬到马上，走出二十多里路，他才缓过劲来。以后杨得志同志再也不骑那匹马了。前年我们两人还谈起当年那次“赛马历险记”，为年轻时的鲁莽而慨叹。
甘泉县城是一个傍山大镇，城墙虽是用黄土夯成的，但十分结实，有一半在山上，有一半在河边，确实易守难攻。我们周密侦察后，决定从靠山的那面爆破，炸开缺口冲进去。
担任爆破的仍然是长征路上担任架桥的王耀南同志。
王耀南同志报给我一个爆破方案，计划用挖地道的办法，向城墙底部打一条隧道，到达城墙后，开出药室，然后装上炸药引爆。这个办法在没有石头的黄土高原上，无疑是个减少伤亡、隐蔽接敌的好方案，但计算隧道长度，在当时却是一大难题，工兵营找了一些小“诸葛亮”，反复核实，最后报给我一张图纸，我问是否准确，他们说，不但计算无误，还利用夜暗实地丈量了长度，万无一失。
于是工兵开始作业，我便亲率突击队准备攻城。几天后，隧道挖成，借了老乡一口棺材，装满炸药放在隧道尽头的药室里，突击队同时运动至出击地域，只等一声巨响，突袭入城。
那天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月黑风高之夜。我伏在突击队的前沿，等各路人马报告就位后，用电话向王耀南下令:
“起爆！”
一千斤TNT炸药的威力，真有山崩地裂之势，爆烟窜起几十米，把守敌的城墙严严实实地捂了起来。不等土块、断枝落完，我们率突击队向炸点扑去，哪知到达预定的突破口时，我们才大吃一惊—城墙根本未被炸开，倒是在离城墙几米远的山坡上，掀开一个大洞。原来，问题出在我最担心的计算上:山坡是斜的.，隧道是直的，按数学上的三角原理，正是一个标准的“勾、股、弦”，而搞计算的同志仅仅按水平距离算出了隧道长度，没有把三角关系考虑在内，因此，炸点与城墙误差甚远。
爆破失败，但我们突击队已兵临城下，因此，我们下令在城墙上挖洞，重新组织直接爆破。守敌开始被巨大的爆炸声吓蒙了，这下已缓过劲来，紧急组织增援。一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城上守敌的射击死角，于是他们便丢手榴弹。由子距离太近，从城墙上扔下的手榴弹直接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便抓住弹体“回敬”回去。尽管如此，还是有几枚在附近炸开了，我只觉耳边“嗡”一声，一块弹片在耳朵下边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大口子;鲜血滋出老高。
这样，临时爆破无法实施，加上我已负伤、突击队的营长便组织掩护撤退，后续部队见我们没有得手，亦停止了攻击。
脖子上的伤口不能象四肢上的伤口那样捆扎止血，幸亏我有随身携带的云南白药，还是在长征路上一位好心的老馆子送的，便敷上一些，果然十分灵验。
陈赓、罗瑞卿、杨得志等同志纷纷来看我的伤势，他们都十分着急。陈赓同志说:“哎呀，我们离军团部这么远，姜齐贤同志又没.随一纵行动，这可怎么办哪?’’我说:“不必大惊小怪，离掉脑袋还远着哪，我还可以骑马呢!”
正说着，彭德怀同志闻讯赶来，一看伤的位置，大叫“不好，只用点白药凑合可不行。”他立即叫警卫参谋要通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的电话，请徐海东同志让戴部长火速赶来。
当时，徐海东同志病得很厉害，中央领导同志把红军最好的医生，即卫生部长“戴胡子34派给他了。徐海东同志一听我负了伤，立即把自己的骡子给戴胡子骑，让他星夜奔驰二百多里，赶到甘泉前线。
戴胡子一见面就责备我:
“耿飚你不要命了?伤到这程度还骑马到处跑l’’
我说:“戴胡子你别大惊小怪。我的伤我知道，不过削了块肉去，没伤着骨头。”
他说:“伤了骨头你早完了。你知道这是什么部位?这是‘危险三角区’二，紧挨着大动脉，周围全是淋巴腺，你住院吧。
打下一O九师.，卫生部也缴获颇丰。戴部长大大方方地用生理盐水为我清创，还打了消炎针，绷带也是崭新的，再不是江西苏区时那副“小家子”气了。
我说:“你老兄怎么阔绰起来了?”
他外吃一笑:“我的参谋长，不瞒你说，给你用的全是兽医药品，一O九师的兽医营被我们抄了。”
我半开玩笑地说:“你可别把我治死了。”
他说:“放心。起码比在江西时用茶叶水洗伤口保险得多。”
红军医院住在甘泉附近。戴胡子每天清早都到结了冰的洛河边去冲澡。当时寒风凛冽，一般人穿棉衣都觉得冷，而他却脱得赤条条的，把冰水一盆盆地往身上浇。这种冬浴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冲完澡他的身上皮肤潮红，热气腾腾。我也想学习这种锻炼身体的办法。戴部长说:“那可不行，得从小坚持。你想健身可以练练武术嘛。”
戴部长让我注意伤口，不要多动，以免扯破动脉或者引起感染。但是我闲不住，还是经常到甘泉前线去看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因此，对甘泉基本上实行围而不打。这时，中央把贺晋年同志的八十一师加强给我们。
守城的东北军在铁桶似的合围中断了粮草，只能靠空中接济。每逢敌运输机临空，战士们便用步、机枪射击，使它不能按理想的航线飞行，只得把食品胡乱扔下来，其中一半以上落在城外，我们就一拥而上，用早已备好的三角钩抓住食品包，连同还没落地的降落伞一块拖回来。由于降落伞仍有张力，几百斤的空投物资不用费多大力气就可轻巧地取回。敌人空投的食品大部分是烙饼，每个十几斤，一袋十个，每个降落伞上吊着二至三袋。
当时彭德怀同志很忙，既要指挥作战，又要通过渠道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触，做统一战线工作。在我养伤期间的一天中午，他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驻地，进门就喊:“耿飚，快搞饭来吃1饿死W;我说:“你这个老总哟，总是突然袭击，现在上哪给你搞饭嘛。”彭德怀同志说，什么都行，能填肚子就行咯。我到伙房一看，只有一块腊肉，正巧我养伤时，用小木棍串了一串大蒜养在水碗里，放在窗台上让它生芽，原意是增添一些房内生气，现在已有五寸长了，倒也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便统统剪了下来，给彭总炒了一盘腊肉蒜苗。彭总一见，连呼好的好的，抓起缴获的烙饼，大口吃起来，看那样子，他确实饿坏了。
彭德怀同志当时正与东北讲武堂的高福源谈判，让他去做张学良的工作，联合抗日、一致对外。后来这个高福源果然起了很好的作用，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这位抗日志士被蒋介石杀害了。
彭老总为了让我安心养伤，把他的一个警卫员派到我处，连同我原来的警卫员和公务员，共三人“看”着我，并嘱咐他们:“看好你们的参谋长，别让他乱跑。”我没有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养伤，乘此机会，我让通信员把我的文件包拿来，以便整理一下文件和笔记、杂物。
长征中我有一架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有战场风光的，也有俘虏群或战利品的。大多数是为同志们拍的生活照‘我还坚持了天天记日‘记。翻着那本厚厚的_日记，一路上的山山水水又浮现在眼前。
日记上记载着我们先后攻占的几十个城镇，跨过的十多个省区，建立的数百个苏维埃政府，上千名支援过红军的各族人民。一年中，打仗的时间仅有月余，休整的时间六七十天，其余的二百六十多天，我们一直是行军，这真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二万五千里远征啊!
长征使我这个不会游水的“旱鸭子”，不得不在枪林弹雨中渡过一条条湍急的河流。有于都河、信丰河、潇水河、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河、洛河·一以及它们数不清的支流。为了夺取那些险要的关隘，我姐还翻过了五岭山、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这些山中大大小小的山峰上，都留下了红军的一串串足迹…
使我久久注视的还有那些在长征中拍下的照片，许多战友已经长眠了。
这是毛振华烈士，强渡乌江的英雄。他在桐梓城留下的身影，充满了青春活力。他老是念念不忘，在“八一”起义后，丢失了一把为贺龙同志保管的小勺，总是担心“胜利后见到贺军长该怎么说呢?”……他没有等到那一天，在长征最后的一场战斗里，洒尽了青春热血;
这是黄甦同志。他是省港罢工的纠察队长，广州起义的敢死队长。在藤田改编时，我们曾吃过一次只有盐巴的“白斩鸡”。在草地绝粮的时候，我们猎到了一只黄羊，可他又偏偏是个不吃羊肉的人，当时我只能拿出最后几支烟让他压压饿。他看我抱歉的样子，开朗地说:“参谋长你不用遗憾，等到了根据地，你尽管请我吃鸡、吃鱼、吃肉，我会有请必到的。”我说:“黄政委，讲定了，到时可别不来哟}”哈达铺改编时我们分手，他到四团去代理政委。直罗镇战斗之前，他接到了到新单位去任政委的通知。由于杨成武同志(改编后任团长)住院，他坚决要求打完再走，谁知竟不幸中弹，把鲜血浇在了奠基礼的土地上;
永远留在直罗镇的还有原红四团参谋长李英华。他可真是名符其实的一代“英才”和“精华!a.在我们所有的合影里，他总是用右手卡着腰，似乎随时都要投入战斗。就在他已经担负起指挥一个团的重任时，被敌机打中，我军又一颗将星溢然损落……;
这个总是以马为背景的是我的马夫老谢。福建建宁人，长着北方人般的络腮胡子，憨厚得象个庄稼汉。在两河口，我那匹骡子走失后，他难过得三天没吃下饭，只是一再吧着旱烟袋生自己的闷气，想一阵，捶着自己的脑袋骂一句:“该死哟!’’在水草地上，他把能找到的食用草都喂了马，自己吃棉絮……他在走出草地后的白龙江栈道上，为了哄马过山，失足掉进了深渊……;
哦!这个只留下一张照片的是我的叔叔—我从家乡带出来当红军的耿道丰同志。他是四团通信排副排长。长年累月的蔑匠生涯使他的背有些询楼，人们爱喊他“s醴陵驼矛”。他打的草鞋是全团闻名的，总是比别人打的多两道绊子，又结实又跟脚，有多少同志从他那里领到过草鞋哟……
他病倒在乌蒙山那雾蒙蒙的深林里，与大山化为一体了。战友们只能把一个电话线的木拐埋在他的坟头，算是墓碑吧!
一九三六年，我在“红大”学习，莫文骅同志曾对我说，让我们写一本长征二万五千里的书吧!我说，应该写，我有日记和照片为素材。他对这些宝贵的资料赞叹不已。由于斯诺正在延安访问，陆定一同志把这些照片和资料借去供他参考，可惜辗转丢失了。只有那架老式照像机，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它曾见到的一切。
我补记了直罗镇战斗的日记。.明天，将有新的征途在等待着我们。